印尼傳奇華人：黃鴻年|流金歲月萬象館 - 流金歲月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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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離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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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樓主倒序閱讀使用道具 0樓發表于: 2016-02-01

印尼出生新加坡致富，不愛讀書卻滿腹經商偉論；如今坐擁數百億身家！細說亞洲股市金手指、熊市大贏家黃鴻年。

他在印尼出生、卻在新加坡致富。當年返國正值文革時期，被打成黑五類，當不成紅衛兵！

他曾與中國共產黨高幹女兒談戀愛，卻娶了國民黨高官女兒。

當年桀驁不馴，學校成績滿江紅，如今卻坐擁數百億身家！

黃鴻年是戰略型企業家。他善於抓住本質，抓大放小。他也是一個大寫人格的人。他舉重若輕，坦誠瀟灑，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長袖善舞，創造奇跡；下半生，大隱於世，書寫從實業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圓滿人生；他熟諳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融會貫通，活學活用；也經常用毛澤東的話鞭策自己：「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

他對生活充滿激情，喜歡吟誦歌德的，「生活啊，讓激情占有您吧！」

本文來自華商名人堂

小小少年行遠方紅旗飄飄中成長

祖籍福建泉州的黃鴻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於印尼蘇拉威西島望加錫一個顯赫家庭，他的父親黃奕聰是印尼首屈一指的，與林紹良齊名的財團領袖。

父親給黃鴻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個傾家蕩產也要說話算數，履行承諾的人。」創業初期黃奕聰生意失敗，為了還債，他幾乎賣盡家產，包括給妻子的定情首飾。

這也是父親給黃鴻年上的最有意義的一堂人生課，依靠這一課，黃鴻年擁有了在商界發展的最大資本——誠信。「他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就是誠信。我們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誠信。誠，是要有誠心；信，就是講信用。他說，憑這兩點，你無論接觸什麼人，做什麼事情，都會成功。」黃鴻年說。

望加錫是個小城市，黃鴻年卻天生是個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闖蕩，而且還性格反叛、愛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歡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氣就開始「行俠仗義」，「不畏強勢」。難免回家時，臉上、身上常掛著「彩」，令父母很頭痛。

7歲便離開家鄉前往印尼謀生的黃奕聰，沒有受過正統華文教育，卻是個熱愛華人傳統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長。1955年4月亞非萬隆會議期間，他拜會了出席會議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在對黃奕聰少小離家，卻華文根基很好大加讚賞的同時，也對黃家小孩的教育深表關註：黃先生，你一定要設法讓孩子多接觸中華文化，儘量讓他們多接受中文教育，別讓孩子長大後變成無根的人。

周總理的好言，讓本來就有此想法的黃奕聰深受感動。1960年，原本計劃送16歲的大兒子黃志源到北京求學的黃奕聰，臨時做出了決定讓黃鴻年也跟著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聽父母的話，就送到中國讓毛主席管教他。」這個決定卻讓12歲的黃鴻年很開心，甚至十分期盼。「當時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遠離父親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他回憶說。

1960年10月18日，黃鴻年和黃志源一起登上遠洋巨輪，顛簸一星期後才在廣州上岸，於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黃鴻年知道了自由的代價就是什麼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歡這種「離家出走」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感覺。

到北京後，黃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後考上北大數學力學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業家——APP集團總裁。黃鴻年因為年紀太小，先到崇文小學念六年級，然後考上北京匯文中學（原北京重點學校26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黃鴻年的味口，如魚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氛圍中。而且，他也沒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顧。吃、住都在學校。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物質生活十分匱乏。按常理，這段艱苦歲月留給黃鴻年的應該是痛苦的記憶，但黃鴻年卻說，當時的心情特別愉快，因為精神文化生活特別豐富，「是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無牽無掛，最幸福快樂的年代。」

黃鴻年是喜歡讀書卻不喜歡「讀死書」的學生。但也許是天分，他讀書時，只要考試前兩天抱抱佛腳，都可以過關。所以，黃鴻年「從來都沒留級」，當然「也從來沒有得過第一」。

不愛「讀死書」的黃鴻年愛讀社會，讀大千世界，讀國家時事！他還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細胞，雖然來自海外，卻比絕大多數國內學生更加熟讀毛澤東著作，更加對社會主義建設充滿激情。這也對他的人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這種超常的社會情懷，讓黃鴻年積極主動、滿腔熱血地融入到「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時代，而且比一般同齡人更能接受時代的薰陶和感染。除了熟讀毛澤東的有關著作或語錄，才十四、五歲的黃鴻年還特別訂了五報一刊：《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體育報》和《紅旗》雜誌。他通過這些來充實自己，並立志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報紙雜誌看多了，黃鴻年當時還萌生了一個職業理想——做新聞記者。

物質貧乏的時代，精神是支撐和指引人們前進的重要力量，黃鴻年也是這樣。為了滿足飛速增長的閱讀層次和興趣，他在五報一刊之外讀了大量書籍。他把《資本論》的「剩餘價值理論」深深印在腦海中，他還用精心收藏的體育徽章和一些進口禮品向一位父親是報社編輯的同班同學，換了幾十本其實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書」，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慘世界》、佐拉的《金錢》等等。

「《資本論》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礎，《紅樓夢》為我上了一堂生動的人情世故課，而對我成長過程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回憶說。

黃鴻年在紅旗之下熱血沸騰地成長，充滿了遠大理想。當他讀到高二時，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一年8月18日、8月31日及9 月16日，當毛主席佩戴紅衛兵袖章，三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時，黃鴻年三次都在隊伍當中。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如火如荼地推進後，已對大陸和毛主席絕對忠誠的黃鴻年，又以滿腔熱情投身其中。

「在『文革』前，我充滿激情和鬥志，像中國追求進步的青年人一樣。毛主席的歌我都會唱，毛主席詩詞和語錄我都會背。現在，我還經常用毛主席語錄作為公開演講的開頭：『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雖早已時過境遷，遙想當年時，黃鴻年依然感慨萬千：「那時，我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鬥志。雖然日子過得窮，穿著爛衣爛褲，但大家都在探討怎樣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怎樣為人民服務，怎樣為社會做貢獻。沒有人考慮什麼個人利益，更沒有人想過要發財。」

1960年代，黃鴻年在中國內地度過了青少年時期，而且經歷了「文革」和「上山下鄉」

歲月蹉跎志未酬滿腔熱情全成空

「文革」爆發後，黃鴻年有了新身份——「黑五類」，成為不受歡迎的人。這讓他受到很大的打擊，但他把這當成是黨和人民對自己的考驗。

最初，他想做一個敢想敢闖的「紅衛兵」。但未如願，他隨學生大隊到各地串聯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隊伍。北京紅衛兵離毛主席最近，對「隊伍」素質要求最高，「黑五類滾蛋，紅五類留下」是他們一致的口號。

當不了紅衛兵，黃鴻年積極地爭取加入黨組織，也沒有成功。他還是不放棄。為此，原本是華僑子弟，不需要下鄉的他，主動背著背包和幾本書，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個小山村。多年後，談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和渾身都是偉大理想的經歷，黃鴻年並不覺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國一句俗話為那段日子做了個總結：「年輕時不左沒良心，年老後還左是沒頭腦」。

初到山西鄉村，黃鴻年就感覺到巨大落差。社會主義農村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美好。當時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務是整理莊稼、掏大糞、掃雪，為開春種小麥做準備。白天辛苦勞動，晚上則和8位熱血青年擠在一個炕上睡覺。唯一的露天公廁設在屋外，上廁所時直透骨縫的寒冷至今讓他難忘。水，要從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鐘，還要「一水三用」：先洗臉，後洗頭，再洗腳。最初有一年多時間，他幾乎沒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電，乾脆沒有。夜晚降臨，只有一盞昏黃的煤油燈，和遠處傳來的幾聲狗叫。

雖然條件艱苦，但黃鴻年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條報效國家的新道路，乾得辛苦，累得塌實，內心充滿對美好未來的無限希望，常勉勵自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樂和希望開始湮滅，本著接受再教育目標而來的黃鴻年，到了農村才發現，農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問一位農民大叔：「你小孩上學了嗎？」這位大叔說：「上什麼學啊，會數人民幣就行了。」愛讀書的黃鴻年愣了一下，開始懷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貧下中農學些什麼？當地一些農民也並不歡迎他們的加入，覺得城裡來的學生是要和自己爭土地，搶工分，因此態度並不十分友善。「北京學生和山西農民，背景的差異讓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黃鴻年回憶說。

遠遠出乎預想的現實，讓黃鴻年深受震撼，對前途開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覺得這是一種難得的磨練。他堅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年輕人只要有理想有奔頭，物質條件的貧乏很快便能適應，甚至樂在其中，但沒有報紙，沒有廣播，和老鄉又沒有共同語言的日子，使得我們精神上的空虛日漸強烈，讓我一點一點地陷入到絕望中。」他回憶說。

不久，更加絕望的事降臨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體操隊一位聰慧漂亮、充滿靈氣的女孩。「我一看，整個人都呆住了，心想這不就是我夢中的小仙女嗎？」經過朋友介紹，他們開始往來，這也成為黃鴻年在艱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過短暫。因為「黑五類」加「海外關係」的背景配不上對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堅決反對，緊接著女方單位的軍代表也介入了……

「這段戀情前後只有3個月，過後卻搞得我3個月不能吃不能睡。」雖然現在可以笑著回憶過去，但當時，黃鴻年只有絕望的份。

不久，他們倆被強制隔離了，介紹他們認識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慘。一段剛剛萌芽的純潔戀情被嚴酷扼殺。百般無奈之下，黃鴻年不得不割捨掉這段感情，這讓他痛苦之極。一個富裕家庭長大的年青人，滿懷報國之心到農村插隊，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飯，可以忍受不被認同的歧視，但是，他不能眼見心愛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黃鴻年也開始反思。他回憶說：「我覺得我是在浪費時間、浪費青春，我們這群『早晨八、九點的太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不久，黃鴻年的中學校長高萬春先生也自殺身亡，給他很大的打擊。高萬春是黃鴻年非常敬重的老師，改革開放後，黃鴻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萬人民幣成立了「高萬春獎學金」，以此緬懷。

戀情被強制拆散，校長被迫自殺，這些事讓黃鴻年徹底失望。他下定決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經22歲的黃鴻年背著一個小書包，帶著證件和兩本書，義無反顧地坐上了北京到廣州的飛機，然後轉道深圳，離開了中國。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複著普希金的著名詩句：「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黃鴻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國度過，而且大部分時間是在「社會大學」中度過，這對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響，留下了深刻的階級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學和許多做事方法也都是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中領悟出來的。為了紀念這段日子，他在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文章時，特意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兩報一刊」。

插隊的艱苦日子，讓黃鴻年深刻體會到什麼是小農意識、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國人心態。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意識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國民意識。正是有了這段與農民朝夕相處的經歷，當他重返中國，與各地政府和企業合作時，他才頗能準確地了解對方的動機和心態，進而切合地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係。

那段初戀也讓黃鴻年難以忘懷。機緣巧合，他後來娶了國民黨高官的女兒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東。為此，他風趣地形容自己：「我沒娶到山西老婆卻娶到了山東老婆。」

他感嘆這是命運的安排，然後話鋒一轉，說：「我是相信命運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當黃鴻年在中國展開投資計劃時，他特意把第一個項目選在了山西。一位朋友專門給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戀情人的聚會。

在太原迎澤賓館總統套房，大門打開，一位略顯蒼老的中年婦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壓力和歲月的磋砣明顯地寫在她的臉上。黃鴻年楞住了，腦子一片空白，以致對方削了一個蘋果遞給他時，愣在那的黃鴻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來，他一直珍藏著一張照片，雪地上，松樹前，一個青春少女站在銀裝素裹的世界裡，那麼純凈，那麼美好……回憶過去，黃鴻年仍然被自己當時笨拙的舉動會傷害到對方而耿耿於懷。

黃鴻年與太太及子女

天生是個將帥才識人用人人上人

回到印尼後，父母安排黃鴻年到一家公司工作，並建議他學習打字，開車等等基礎知識。他學了幾天就興趣缺缺，但卻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領導力，很多工作都是找人代為完成。這讓他飛快領悟到一個奧秘：自己不會做不要緊，關鍵是要找到會做的人，並且讓人很愉快的為自己做。

「不到1個月，一切我都處理得很自如。從那一刻起，我就覺得，我黃鴻年這一生，都不會是一個會去從事某個具體工作的人。」他回憶說。

回印尼後，黃鴻年最想去上大學。「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上大學，最遺憾的也是沒有上大學。這也是老三屆共同的心聲。我對宏觀一點的，社會的，比如政治經濟領域的知識等等很有興趣，所以一回印尼就要求去上學。」他回憶說。

在黃鴻年的強烈要求下，父親送他去了美國華盛頓。一位大學教授非常喜歡黃鴻年，但他做的事情嚇了黃鴻年一跳。「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空軍的文章，分析了中國的空軍實力和分布。對中國的機場、空軍機種作了詳盡描述，還有很多照片，嚇得我渾身冷汗。那時在國內，在軍區附近照相都是不允許的。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全是美國人依靠衛星照出來的，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們當時對老百姓保密的那些，美國人其實全都了如指掌，在他們看來，這算什麼呢？」他回憶說。

這位潛心中國研究的教授，遇到一個從中國來，而且堅持讀《人民日報》的中國年輕人時，其興奮程度當然非同一般。他希望黃鴻年幫他做更多有關中國的研究，決定讓黃鴻年免試入學。可就在黃鴻年準備開始人生新的旅程時，父親卻要他回家幫助打理生意。他極不情願，出於孝心，也只好打道回府。

黃鴻年回家後，被父親安排到家族旗下一個鋼鐵廠(Pulogadung Steel)擔任總裁。直接管理一個大工廠，對從無商業經驗的他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但這並沒有難倒他，他決定「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鬥爭中學會鬥爭」。

Pulogadung Steel在黃鴻年接管之前，都是從鋼鐵貿易公司買原料。黃鴻年接手後，決定自創貿易公司直接和日本鋼鐵商合作。這個主意很好，也很難，日語都不會說，怎麼和人家做生意？

「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做工廠，辦企業，搞經營，我自己不會，但我可以請人，請最好的人。」黃鴻年回憶說。於是，他用高於市場幾倍的價格請了一位日本高級經理幫助自己，而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由此開創了他進入商界的第一個經典案例。識人，用人，也由此成為黃鴻年在商界大開大闔的終生法寶。依靠這四個字，他很快成為將帥之才。

「這在很多人看來，很吃虧，但我認為，只要他給我出一個有用的主意，賺的錢就夠他一輩子的薪水，可能還有餘。」黃鴻年說。這也是他用人的一個原則：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日本經理出的第一招就讓黃鴻年拍案叫絕。

「他和我說，日本有種出口信用貸款，可以先從日本把鋼鐵原材料拉過來，6個月後再付錢，而且這個貸款的年息只有5%。他建議我去申請。」黃鴻年果斷採取建議，動用父親的金字招牌，從管理信用貸款的日本政府部門(MITI)取得了信用授權（簡稱D/A，一種不用抵押擔保，可在收貨後6個月付款的貸款）。依靠這一點，他們幾年間賺取到幾千萬美元的純利。「日本的年息是5%，當時印尼通貨膨脹高，年息50%。因此，我用這個貸款買來鋼鐵原材料和本地其他廠家競爭時，起跑線就不一樣了。然後，別人賺50%，我只賺20%，這樣一來，我的價格比別人便宜很多，再加上我有信譽，所以經常是原材料剛到，產品還沒出來，貨就已經預定出去，賣完套現了。」提到這個生意，黃鴻年至今非常興奮。

真正的精彩在於，轉手將從日本用5%年息貸款買來的原材料賣掉套現後，他們會立即把套現的錢存入年息為50%的印尼銀行。這即是說，即使他們以零利潤將從日本貸款買來的鋼材賣掉，只要可以賣掉，他們就可以穩賺45%的利潤。

「當然，也有風險，比如印尼貨幣貶值。」為此，黃鴻年又做了防範風險的安排。一是將部分利潤留在新加坡投資房地產，二是開展了棕櫚油出口生意。

「這樣一來，即使印尼幣貶值也不怕。棕櫚油出口是賺外匯，一進一出可以把風險自然對衝掉。而且棕櫚油是壟斷的買賣，壟斷是不需要智慧就可以賺錢的，只要命好，八字對就可以了。這也是為什麼依靠壟斷形成不了競爭力的原因，因為沒有競爭就不會去追求進步，自然也不會有進步。」黃鴻年回憶說。

鋼鐵貿易公司期間，黃鴻年和日本有了很多往來。之後，他也長期和日本保持著商業關係。當他在世界各國做過生意後，日本也成為他最欽佩的國家之一。

上世紀90年代，黃鴻年收購了北京啤酒、煙台啤酒、杭州啤酒和泉州啤酒，因為看到中國啤酒和日本啤酒間巨大的價差，他決定和日本朝日啤酒合作，對中國公司生產的啤酒進行質量改進和包裝，然後賣日本啤酒的價格。這次合作非常成功，日本人在合作中表現出的契約精神，給黃鴻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覺得，日本人雖然決策過程比較慢，但非常守信譽，一旦簽定了意向書，幾乎等於簽定了合約。但是在中國有些地方，簽定了合約才是談判的開始。

當黃鴻年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投資發展到一定規模後，也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先是投資日亞集團（Japan Asia Security，占1/3股權，是最大股東），日亞集團目前是東京證券交易所最大的單一股東，這項投資讓黃鴻年間接成為東京證券交易所最大金融機構的大股東。之後，他想擴大投資範圍，收購日本住友物流倉儲公司，談判中，他進一步發現了日本人做事的原則——很難用利益打動他們。他和住友物流總裁討論收購條件時，許諾收購後可以給管理層許多優惠，包括認股權證和額外花紅等條件。但住友物流總裁回答：「我現在賺的錢除了拿來還稅，剩下的全部交給老婆，賺再多的錢也沒有用。」這引發黃鴻年的深入思考。以前，他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美國等地進行兼并收購時也一直以此為運作模式，暢通無阻。結果在日本，竟然行不通。

後來，雖然沒有成功收購，但黃鴻年還是收穫頗豐。他以每股300日元買進的股票，在收購計劃失敗後以每股1000日元賣出。這次經歷讓他明白，日本這個民族有其獨特的個性。同時黃鴻年也明白到，外國人很難在日本進行收購活動，因為企業社會主義的管理模式為這個國家的人們鑄造了強大的凝聚力。

這些都是後話了。和日本人做鋼材生意時，印尼政局動盪，社會不穩，如何在混亂的社會中建立鐵打的營盤成為很多商人的生死考驗。如何過關？黃鴻年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因此，他回印尼不久就交了兩個朋友，印尼三軍總司令兼反貪部長和情報部長。

「做壟斷靠什麼？政府關係一定要好。這是我的強項。那時，年輕，敢闖，天不怕，地不怕。你必須把這些關係搞好，這不是說要去仗勢欺人，而是有了這個以後，你才可以踏踏實實做事。」黃鴻年回憶說，「有了軍政的支持，基本上是無往不利了。對付外面的惡勢力，有時候，買路錢、過橋錢還是要給的，但如果有人要是想敲詐的話，我是絕對不答應，也沒有人敢。」

黃鴻年的俠義和慷慨，是讓他贏得軍政支持的關鍵原因。很多人搞政商關係，只走高端路線，黃鴻年是幹部群眾一起抓，他特別注重「發動群眾」，在基層開展了很多慈善事業。他說：「這個不是寫在合同里的，我講義氣，憑良心，每年給出很多，全都是給最基層。軍隊的待遇很低，子女上學，老弱病殘的福利，以及退休軍人的福利等等方面，我們都出很多的力量。我越這樣做，越得到他們的支持。而且是發自內心的。」

穩賺不賠的鋼鐵生意，壟斷的棕櫚油生意，再加上「槍桿子」護航，不喜歡做生意的黃鴻年很輕鬆就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特別是鋼鐵貿易，一年時間就做到了全國第一。

但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大鵬展翅九萬里人稱「南洋過江龍」

黃鴻年說，他在商界的成功秘訣，六個字就可以總結：識人，用人，誠信。

「比如日本經理，一個主意就值了幾千萬美元。誠信也是最大的資本，拿到出口信用是因為我父親的信譽好。我和日本商社做生意，也是因為日本商社的信用也好。」他解釋說。

黃鴻年曾多次表示，他不喜歡商業，即便從商也沒有將擁有多少財富放在第一位。他一直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是道理的「道」，不是強盜的「盜」。做生意要有利可圖，但不可以唯利是圖、急功近利，要講商業道德。

雖然從沒把賺錢當作人生目標，但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與其說是黃鴻年選擇了經商，不如說是商場選擇了黃鴻年——出身名門旺族的黃鴻年，從一出生開始就註定要在商界打拚。而這個骨子裡透著股不服輸勁頭的年輕人，不可能滿足於倚仗家族做生意，也顯然不是他的理想，他理想中的王國是自己打拚出來的，而且，這個王國未必後無來者，但一定是前無古人。從商的黃鴻年沒有把經商當商業，他把商場當成了戰場、角斗場或者是下一盤棋、打一場球，他在這裡得到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智慧的不斷開發，以及一次酣暢淋漓的，如同坐過山車般刺激痛快的人生之旅。

將負責的生意發展到頂峰，自覺已對父親盡到一份責任後，黃鴻年於1980辭去家族企業的工作來到新加坡。

新加坡他並不陌生，當初的鋼鐵貿易公司就是以新加坡為基地成立起來的。「用了一兩個銀行的人，大家一起吃飯，就把他們挖出來了。跟著我做了一輩子。」

有人願意跟一輩子，不僅僅因為黃鴻年是識人、用人的好老闆，也因為他是做人的好模範。他從來不以老闆自居，把雇員都是當同事。黃鴻年說，「我都是用能人，越能的人，越有怪癖，越有自尊，越清高，越需要尊重。」

一個細微之處可以體現黃鴻年對下屬的尊重，他從不讓員工提包、開車門等等這樣的事。如果有員工想這樣做，他會說，「謝謝，我自己有手。我告訴他，提包、開車門不是他該做的事，也不符合他的身份。這樣，越有才華的人就越會甘願和你共事。管理也有心理學，要人家心服。如果口服心不服，嘴上喊『老闆』，心里說『他媽的』。這有什麼意義？」

用能人，就可以少用人，這也是黃鴻年的特點。從踏入商界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只領將，不領兵。

靠著用對人，有人跟，黃鴻年迅速在新加坡拉起隊伍。「找了3個銀行職員，一個是專開信用票的，一個是專做貸款的，一個是專做信用票和外匯交易結算的，全都能獨擋一面。有了這3個人，都可以開銀行了。他們還各自教我一些畢生積累到的精華和竅門，我舉一反三，活學活用，生意就做起來了。」他回憶說。

之後幾年間，黃鴻年依靠少少的幾個人，在新加坡贏得了「過江猛龍」的尊號。大手筆地運作，加上敢打敢拼精神，讓他成為新加坡商界令人敬畏的後生。

收購聯合工業是黃鴻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精彩亮相，也是他為自己在新加坡的事業構建的平台和堡壘。聯合工業原本是一間由台灣企業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主要生產銷售洗衣粉的工業企業。黃鴻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與這個公司結緣，並以敏銳的商業判斷和果斷行動，把握住了稍縱即逝的商機。

當時，新加坡政府希望將聯合工業的股份轉讓給台灣股東，但台灣股東內部相互鬥爭，導致計劃擱淺。不久，香港恆隆集團看到機遇，並提出新的收購計劃。

黃鴻年就是在這個時候上陣，改變了局面。

「我碰到李金耀（李光耀之弟），他是著名律師，也是聯合工業的主席。他告訴我他也想收購聯合工業，但沒有這麼多錢，問我是否有興趣？當時聯合工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洗衣粉廠，每年大約一千萬新幣利潤，二是在市中心有座大樓——聯合工業大廈。李金耀看好工廠，我當時就想，我要樓好了。」黃鴻年說。

黃鴻年做生意，一直是著眼長遠，他不看細節，不看短期，但對大局和長期利益把握得緊、分析得准。進入商界不久，他就對土地和地產鍾情。他認定，城市會越來越發展，城市的土地會越來越珍貴。

「我馬上告訴李金耀，一起收購，他要工廠，我要大樓。他非常高興，因為他剛好不想要房地產。我們評估後認為，房地產占80%，工廠資產占20%。於是我投80%，他投20%，然後實施計劃。」黃鴻年笑言，「當時看，他是占了我便宜的，因為當時最賺錢的是工廠，不是地產。但後來呢，還是我占了大便宜。」

投資長期利益，能以超凡眼光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是黃鴻年在商界立於不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是投資長期利益，他的事業總有增長的潛力；因為看到的是別人看不到的機會，他會少掉很多競爭的對手，把生意做得皆大歡喜。

「眼前的利益和金錢，永遠不會打動我。」黃鴻年斬釘截鐵地說。

答應與李金耀合作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接下來還要融資。收購聯合工業共需1億元新幣左右，黃鴻年也沒那麼多錢。當時，李金耀在莫斯科人民銀行新加坡分行擔任法律顧問，他和黃鴻年決定，「就找莫斯科人民銀行，總經理維克多·格拉先科就在隔壁，後來他當了蘇聯和俄羅斯中央銀行行長，還和普京競選過總統，我們也成為好朋友。我們到他辦公室說了這個事，5分鐘就OK了。」黃鴻年笑著說：「所以人治也有人治的好處，如果層層審批，起碼要幾個月時間。」

這筆借貸，不但幫助黃鴻年收購了聯合工業，還給他上了一堂生動的商業課。莫斯科銀行願意借錢給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好人有好報。

1970年代時，莫斯科人民銀行曾為占領市場在新加坡大肆放款，黃鴻年就曾得到一筆很大的貸款。一次，該行毫無緣由地在未有告知的情況下將黃鴻年公司的信用狀額度砍了下來，造成黃鴻年開出的票據不能兌現。不講誠信，是黃鴻年最痛恨的事情，年輕氣盛的他，決定起訴銀行。這個消息震驚了銀行，若在此關鍵時刻輸了官司，一定形象大損。於是，銀行請來顧問向黃鴻年說情。「他告訴我說，年輕人，得饒人處且饒人。你今天告這個銀行，就算贏了，也是贏了戰役，輸了戰爭。大家會認為你這個人太危險，動不動就告銀行，將來還有哪個銀行敢借錢給你。」黃鴻年認為前輩說得有理，將官司半途撤訴，銀行也向他道歉了事。

「沒想到多年後我又碰到這家銀行了。他一見我就說，黃先生，當初你放過我們了，我們現在一定幫助你。」黃鴻年感嘆道，「你說，這是不是因果相循呢？所以，我對佛教里的因果相循有深刻的體會。」

聯合工業被黃鴻年、李金耀合作收購併發展壯大後，遇到很多「怪事」，其中之一就是說黃鴻年利用了李金耀，不少人信以為真，事實並非如此。新加坡是民主法制國家，李光耀的弟弟可能是最不能利用、最不好利用的人，事實上，聯合工業還因為有這樣一位主席而遭遇到一些不平等待遇，「很多項目別人可以批，我們報上去，不給批，為了避嫌嘛。」黃鴻年說。

收購聯合工業後，黃鴻年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經營思想和手法，在新加坡商界獨樹一幟。

1982年，美國地產價格跌至很低水平，黃鴻年帶領聯合工業與法國銀行合資，以4000萬美元收購了一棟100萬平方尺的大樓。聯合工業的董事會最初一致同意了這項投資，但後來，小股東們對這項投資信心動搖，覺得風險很大。黃鴻年相信這是一個可以很快盈利的項目，為了繼續持有，他讓自己全資的集聯投資從聯合工業手裡買過了這項投資，而且承諾「如果集聯投資一年把這宗產業賣掉，所有的盈利應該歸還給聯合工業」。這就是說，投資失敗黃鴻年要自己扛；如果盈利卻要全數上還。消息傳出後，許多人猜測黃鴻年為何簽定這個「包輸」的協議，而最讓人吃驚的是，黃鴻年竟然在這個「包輸」協議的最後一天把大樓賣掉，然後將3000多萬新幣，合1億6千多萬港幣的盈餘交給了聯合工業。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成交的日期改晚一天，這3000多萬新幣就會完全是他自己的。

當時是1984年，正值中英談判，香港股市低迷，恒生指數才700多點，整個長江實業集團總市值才不過20億港幣，黃鴻年這筆原本可以獨享的巨利，在當時可以買到長江實業8%的股票，但他卻拱手將這麼大一筆錢獻給了聯合工業。這個舉動震動了市場，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做一個大事業，一定要有大胸懷。中國人講，捨得捨得，大舍大得，不捨不得。」這也是黃鴻年做事的一貫原則。

黃鴻年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要一城一池的得失，他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無水大河枯」，這樣做，首先是為了照顧小股東的利益，增進投資者對聯合工業的興趣和信心，而在經濟上，他也絕對不會吃虧。「不要忘了，我還是聯合工業50%的大股東，我送給公司3000萬，實際上也送給自己1500萬，因此真正送出去的只有1500萬而已。投資者對我們有信心了，股票就看好。在股市上，公司每賺一塊錢反映在股票上一般都是20倍、30倍。我送給公司3000 萬，這3000萬反映到公司股價上，可能就是讓公司的股票增值6個億，我是公司大股東，這6個億我也有50%。」黃鴻年說，「所以我真希望每年掏出 3000萬，讓公司去賺。」

大胸懷，大舍，大得，敢舍，會得，黃鴻年依靠這個獨特的生意經把聯合工業越做越大。

收購聯合工業後的整個10年，黃鴻年都在新加坡以聯合工業為旗艦進行企業收購和兼并。他通過不斷地收購公司或項目，又不斷地出讓收購來的公司和項目，在10年間將聯合工業發展成為新加坡的重量級財團。期間的許多公司或項目買賣，至今被新加坡商界奉為經典。

1987年，他以1.01億新幣買下寶瓏坊大廈，一年後以1.55億新幣賣出，套利4500萬新幣；賣掉項目3天後，他以2.8億新幣買下百麗宮大廈，之後以7700萬新幣買下擁有百麗宮大廈後段地皮的投資公司，進而得其地皮。再過一年後，他以6.9億新幣打包售賣了百麗宮大廈及後段地皮。一年內，一單生意獲利高達3.33億新幣，這令那些還不太重視黃鴻年的人大跌眼鏡。上世紀80年代，3億多新幣可不是個小事情，而這兩個項目也都是新加坡歷史上最大宗的地產買賣。

1990年，黃鴻年完成了新加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收購戰，一舉併購了新加坡土地（後易名新加坡置地）。

新加坡置地是新加坡最大專業寫字樓發展商，其規模比當時的聯合工業還要整整大3倍，許多商界大亨都對其垂涎不已，但無人成功。賣出百麗宮之前，黃鴻年就已看上它，但也一直沒有機會。他還曾找到公司大股東，擁有21%股權的公司創始人陶欣伯表示收購意向。用一生精力創辦起這個事業的陶欣伯堅決不賣。「他還對我說，你要買，從前門來，不要從後門來。」遭到拒絕後，黃鴻年毫不放棄，「我告訴他說，那好，我改天從前門來。」

「一天深夜，我得知新加坡置地大股東之一科威特投資局有意把手中12%股權轉讓，條件是比市價高出5%。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召開董事會討論通過，然後馬上買下了這批股權。」黃鴻年回憶。之後，他向新加坡置地發出了全面收購獻議，同時在市場上展開收購行動。因為平日常和基金經理打交道，加上黃鴻年對其股權結構已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每次出擊都很精確，尚在全面收購獻議期內，他便擁有到了51%的股權，當陶欣伯想反擊時，乾坤已定。

勝券在握後，黃鴻年拜會了陶欣伯。陶欣伯原以為他會「清場」，沒想到黃鴻年獲得成功之後竟然一點都沒有當初做事情的勇猛。「我告訴他，我不是來請您走路，而是要請您留任公司的董事長。」陶欣伯聽了非常感動。「我是真的尊重他，覺得他耗盡一生的精力建立了這樣一個地產王國非常不易。我可以不要他，因為我拿到51%了。地產和別的工業不一樣，沒有什麼高科技，誰當董事長關係並不大。」黃鴻年說。

收購完成後，黃鴻年出任新加坡置地總裁，聯合工業也由此成為新加坡最大的房地產集團，總資產在新加坡金融和國營公司之外排名第一。

當然，聯合工業的債務也因這次收購大為增加。黃鴻年有清晰的計劃：把一些比較零散的投資轉讓出去套現；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則進行重組；集中力量辦大事。總的目標是，全心全力，打造出一個新加坡企業的巨無霸。

他還以高超財技制定出財務計劃：先以高於市價30%的價格發行一億股配股給林紹良，可以集資2億元新幣；再以新加坡置地25%的股權交換林紹良對 Marina Center的控股權；然後再以一股供四的比例集資3億元新幣……一系列計劃實現後，聯合工業既可繼續控制新加坡置地51%股權，還可將債務基本全部還清，並通過控股Marina Center間接控制濱海中心文華東方的3間五星級酒店。

然而最終事與願違，這個計劃出台後，黃鴻年陸續遭到很多人為的阻礙，計劃也被迫胎死腹中。「有些人開始製造輿論，阻止我進行資產重組。因此，整個計劃無從實現。最使我感到難過的是，我們的一位獨立董事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席公然在報紙上否認他簽署的董事會決議。我受不了精神上的折騰，我想退一步海闊天空，否則我會得罪很多人。」雖然對於自己在此期間的遭遇，黃鴻年不願多提，但據了解當時情況的人說，事實上，當時「樹大招風」的黃鴻年已在無形中得罪了很多人。

風波中，黃鴻年常用高爾基的一句話鼓勵自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之後，他將持有的絕大多數股份轉讓給林紹良，並辭去了聯合工業總裁職務，開始淡出那些因為聯合工業過於成功和出頭而導致的「槍打出頭鳥」的紛爭和傷心之事。

多年後的今天，依然不斷有人向黃鴻年打探當時之事，但他早已不願再提。追問之下，得到的也只是他很瀟灑的一句：「一個人成功時要感謝大家，但失敗時只能怪一個人，那就是自己。」

他還引用大文豪巴爾扎克的話來補充：「世界上的事情永遠不是絕對的，結果完全因人而異。苦難對於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於能幹的人是一筆財富，對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

如果聯合工業的計劃受挫算是苦難的話，它很明顯地成為了黃鴻年的墊腳石和財富。1990年12月，轉讓了聯合工業的黃鴻年淡出新加坡商界，轉往香港發展，並從此起步，開創了一個轟動中外的奇蹟。

新加坡的10年，除了將聯合工業由一個註冊資本1700萬新幣的小公司發展成為註冊資本超過10億新幣的大集團，讓其資本增值將近60倍之外，黃鴻年還在波詭雲翳的商界收穫到很多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比如，收購新加坡置地後，陶欣伯對他說的一席話，就讓他終生難忘。

「當我拿著51%的股權到他辦公室以後。他說，『我花了半個多世紀，幾十年的心血，你一夜之間就拿去了。』」黃鴻年說：「一個70多歲的老人，站在我這個當時只有40來歲的人面前這麼說，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黃鴻年想到的是，人一生中，能有幾個十年？一年365天，8760小時，10年也不過是87600小時，青春只有一次，如果只單單依靠自己，你得用多少青春才能建立起一個大企業。「兼并看起來是買廠買公司，實際上，就是拿錢去買別人的青春啊。我花一個月時間，人家花一輩子」。他說。

黃鴻年（右一）與梁振英（右二，香港特區政府現任行政長官）等合影

昂揚挺進大時代大展抱負大陸中

1992年，黃鴻年已有了新身份——香港中國策略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在山西插隊時，黃鴻年最羨慕城裡的工人，夢想被招工回城做個學徒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但那時，他這樣的「黑五類」根本進不了工廠。而今，即使買個工廠，對他來說，也已是易如反掌。

離開中國後，黃鴻年一直惦記著曾經生活過10年的地方，只是當時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無法給他發揮的空間。1978年改革開放後，他更加密切地關注著這裡的發展動向。1985年，黃鴻年到青島進行過考察，曾受周總理委託幫助他出境的熊向暉，此時已是中信集團黨組書記兼副董事長，他親自到機場貴賓室接待了黃鴻年一行，並安排他們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

這是黃鴻年在「文革」後首次回到中國，也是激動人心的旅程。「因為我沒有經歷過『撥亂反正』，記憶還被冰封在『文革』里，突然從『文革』到了改革開放，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感慨萬千。」當時，他除了考察參觀和訪友之外，還有一個大計劃：收購青島啤酒。雖然這個計劃因為史無前例，誰都不敢開先河而以失敗告終，但這中間，黃鴻年看到了巨大機會。

之後，黃鴻年與中信集團各出資50%成立了國聯實業有限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傘型公司，即中外合資經營的投資控股公司。該公司的審批過程異常嚴格，一共報告了8位國家副總理批准後才得以執行，因為它可以收購任何行業的任何企業。這也正是黃鴻年夢寐以求的事情。

成就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因此老子曾有「不敢為天下先」的觀點。國聯的成立就是在「不敢為先」之際的「為先」之舉。公司成立後，黃鴻年做了很多努力，但無一得到成功實施。「那時很保守，大家對這些也不懂。我只能引經據典，用馬克思語錄來溝通。比如，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明股份制也是共產主義，告訴說比如國有企業股份制，把股票多拿一些去上市，讓老百姓都買一點，這也是社會主義，是貨真價實的全民所有制，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馬克思就這樣寫的嘛。我引用馬克思說過的話：『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麼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黃鴻年回憶，「那時一定要引用馬克思和毛主席說過的話，去說服大家。但即使這樣，還是很困難。」

業務上沒有進展，黃鴻年對中國機會的洞悉卻不斷加深，參與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想法也在他的腦海中更加成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已經確定，鄧小平和陳雲先後強調要「摸著石頭過河」，國營企業發展何去何從？體制改革到底怎樣進行？一切尚未確定，但一切都有可能。

1990年後，黃鴻年出讓聯合工業，轉向香港發展，除了與聯合工業發展中本身出現的他不願意糾纏的問題有關之外，大概也與中國的新形勢有關。當時，越來越多的外商得以更加便捷地參與到中國經濟之中，國企改革和招商引資也逐漸成為政府重點關切的內容。黃鴻年敏銳地預感到，自己的機會，快要到了。

於是，他迅速於1991年在香港收購了處於虧損狀態的日資上市公司——「紅寶石」，並於當年12月12日將其更名為「香港中國策略投資公司」，簡稱為「中策」。這個名稱蘊含了黃鴻年的夢想：運用個人在海外的影響力，帶動世界華商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與中國國有企業合作，參與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同時，「中策」也貫徹了黃鴻年的大氣作風，李嘉誠的和黃集團、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史坦利、日本伊藤忠商社等重量級財團均在其間擁有相當股份。

「中策」的平台剛搭建不久，鄧小平便強調，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最讓黃鴻年看到希望的是，鄧小平還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到底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黃鴻年堅信，他和「中策」所要進行的工作，是符合這「三個有利於」的。有了這個明確的大方向後，他加快了步伐。

1992年4月，黃鴻年應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茂林邀請，到山西走了一趟。王茂林擔任太原市市長時，就已在訪問新加坡時與黃鴻年認識。黃鴻年沒有想到，這一趟成為了他大展宏圖的開始。「既然邀請了，我就去看一看。有個禮拜天，書記要帶我去參觀一個廠——山西太原橡膠廠。我一想，有他帶，當然好。」黃鴻年回憶說，看完工廠，他正在想如果能夠收購這樣的企業也很不錯時，書記就先開口了。「問我怎麼樣，要不要合作啊？我說好，當時就答應了，廠長也很高興，他知道我一進去，他們就有資金了，他的手腳也就可以鬆綁了。」

黃鴻年在「除了看工廠，其他什麼都沒看」的情況下籤了意向書，幾天後又簽了合同：「中策」用現金和橡膠廠的凈資產一起組合成立新公司，「中策」在新公司51%控股。一月之內合作操作成功，「中策」注資進去，得到資金的橡膠廠，定機器，上項目，改機制，很快脫胎換骨，令黃鴻年對收購改造國企充滿決心和信心。

收購山西的橡膠廠後，黃鴻年到處參觀企業，「大約看了1000多家企業，甚至朝鮮的企業我都參觀過。」他笑著說。一個個交易也相繼完成。山西合約剛剛簽訂不久，他就在一片融融春意中下到杭州收購了4家企業，其中有效益很好的西湖啤酒廠和杭州橡膠廠，和一家應當地政府要求「搭購」的虧損企業。黃鴻年解釋說：「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80%的農民決定了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決定了意識形態，講究配套，配了一個虧損的電纜廠，我也答應了。」

從杭州開始，黃鴻年開始受到媒體和社會關注，「中策現象」應運而生。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氣氛漸濃，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有的甚至連石頭都摸不著。黃鴻年用他的經驗和資本，創造出一種國企改革新模式。這讓各地官員大喜過望，大家紛紛希望他去給當地積重難返的國有企業打入一劑改革強心針。

不久，黃鴻年被請到祖籍地福建泉州，一次飯桌上的交易，驚動了大半個中國。「席間，市委書記和市長跟我談了很久，希望我在家鄉投資。我說老實話，不想在家鄉投資，因為在家鄉投資，都以為是來捐錢的，而我是上市公司，不可以拿股東的錢做慈善。但他們還是很認真地做我的工作。我就開玩笑問，泉州市總共有多少個廠？市長說總共有41個企業。我說，那就都合資了吧。他說，真的嗎？我說，真的。他們趕緊去請示省里，當時就答應了。」他回憶說。

之後，黃鴻年迅速把陣線擴大到大半個中國，並且刷新泉州記錄，在大連簽定了一次性收購該市101家輕工行業國有企業的「一攬子計劃」。這樣的速度和魄力下，「中策」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在大陸設立了200多家合資企業，總投資額超過百億元人民幣，業務包括輪胎製造、啤酒、造紙、醫藥、機械、電子、食品、通訊、基礎建設、化工和一般消費品，事業版圖擴展到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山西、四川、寧夏、遼寧和北京等地。其涉足行業之多，跨越地區之廣，以及收購過程中的幾十上百家的一次性大手筆，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史無前例。

一個個被納入旗下的國有企業，整頓改革後扭虧為贏，甚至被包裝後在海外上市。1993年7月1日，「中策」將在國內收購的橡膠和輪胎企業，在百慕達註冊為「中國輪胎公司」並成功在美國紐約上市，募集資金1億多美元。之後，「中策」用募資所得的1億美元先後收購了重慶、大連、煙台、銀川等地的4個輪胎橡膠廠，進而擁有了6家輪胎行業的工廠，其中3家是中國輪胎行業的定點生產廠。在啤酒行業中，「中策」則收購了北京、杭州以及煙台等地多家啤酒廠，組建了在百慕達註冊的「中國啤酒控股公司」，並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股上市成功。

1994年7月，黃鴻年將「中策投資有限公司」更名為香港中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進一步顯示其對中國市場的巨大信心。同時，「中策」的贏利也十分豐厚，紅寶石改組成立「中策」時，公司尚虧損1476萬港元，僅一年後，公司凈利潤就高達3.12億港元，成為香港股市上的一隻「奇蹟股」。

這樣大的進度，連黃鴻年自己都沒想到。他後來也回憶說，自己一開始是來試水的，沒有想到會如此受歡迎。

黃鴻年（左二）被浙江大學聘為校長顧問及兼職教授

誰敢橫刀又立馬唯他有勇又有謀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黃鴻年說，在中國投資竟經營企業期間，他幾乎每星期從香港飛一次內地，每一項合作從談判開始，調研、審計、簽約、人事布局到開業，他都親力親為，認真抓緊。

黃鴻年做事情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他在中國大舉收購改革國有企業，正是占盡，並善用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天時上，他看準了社會發展的趨勢。當時，大量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收購這些國有企業然後將其帶到海外上市，不但可讓企業擺脫舊體制的束縛，煥發新的生命力，而且可以利用國際資本市場來發展壯大自己，並間接提升國家的國際水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堅定了他的信心。地利與人和方面，10年的磨練讓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

黃鴻年有句名言，「用帝國主義的錢來建設社會主義」。利用外國資本與中國企業合作建立一個真正的大企業。「我的目標是建立大集團。如果要自己投資設廠，從買地、建廠房、定機器設備、訓練工人到出產品，需要花很長時間，我沒有這個精力。」黃鴻年說，他當時不但想收購國有企業，甚至想帶領中國企業收購外國企業。「10多年前我這麼看，10多年後我還這麼看，中國企業要做強做大成為國際化企業，應該善用收購兼并的途徑。」

對收購國有企業的前景，黃鴻年也有必勝的信心。「國營企業問題多，也有很多優勢。土地是國家免費劃撥，而且許多在市中心；一些企業已有自己的產品、市場和品牌；管理問題也並非廠長經理不能幹，而是政府管理層級太多，他們不能盡情發揮。」黃鴻年說，「當時剛發展市場經濟，競爭不激烈，稍稍轉換機制便能占有一片市場，而且員工、債務也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所以閉著眼睛都可以拿。」

之所以敢閉著眼睛去拿，是因為黃鴻年看透了中國的開放趨勢和產業政策，以及在此之下的機會和風險，並自信可以在這之中遊刃有餘。在那個看起來英雄豪傑四起，實際上全國人民都「摸石頭過河」的年代，也只有像黃鴻年這樣既懂資本主義，又懂社會主義的人才清晰地知道一派忙碌中所真正存在的最大商機。說是投資也好，投機也好，「黑貓」也好，「白貓」也好，但的確只有他們才是最能逮住老鼠的「好貓」。市場經濟中，企業家的天職就是贏利。就像黃鴻年自己所說：「我的興趣並不是賺錢，可既然在商界發展，我就必須設法賺錢。」小平同志也提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黃鴻年可以成功，一是因為在有實力的外商隊伍當中，無人像他這樣在中國經歷過「文革」的洗禮；二是因為當時國內的企業家群體中，幾乎無人可以擁有他這樣的雄厚財力、廣泛人脈，廣闊的國際觀和敏銳的商業判斷力，更難有在國際市場上練出來的國際資本運作本領。

憑藉這樣的獨特優勢，黃鴻年自然能看出與眾不同的「危」與「機」，並且趨利避害，揚長避短。當海外很多人擔心中國政局變化而保持觀望時，黃鴻年依靠中國式政治經濟學智慧，堅信中國絕不會再開歷史的倒車，因而占儘先機，在該出手時果斷大出手；在風雨欲來時，他也是依靠中國式政治經濟智慧，率先預見危機，在該見好就收的時候及時剎車。

對收購中的利益與風險，黃鴻年也獨具思維。他看中的企業幾乎都在市中心地段。憑這一點就可以勝券在握。他說：「這些土地都是國家無償劃撥的，如果發展高科技還免交5年使用費。即使將來遷廠，原址也可以轉型建房地產。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做生意的眼光和角度的問題。我想的是，即使萬一這個廠不行，還可以用土地去開發地產等等。很多人想的只是怎麼樣讓這個工廠復活，振興等等。所以，做商業其實是4個瞎子摸象，誰勝出？是那個高明的人。」

黃鴻年收購時的唯一原則就是選擇那些建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企業。與賣家們談判時，他首先了解的是這個廠的占地面積有多大。在合作條款中，最關心的一條是要擁有51%的控股權。「那時土地不值錢，他們沒想到今天會是這個樣子，我大概是看到了的。51%控股，省市領導都覺得差一兩個點無所謂，所以我是用51%，四兩撥千斤。」黃鴻年說。

「我常用瞎子摸象來說明我和其他外商看待國有企業的不同。」黃鴻年舉例說，「比如歐美企業，給他10個膽也不敢在中國收購那麼多國有企業。那些受過哈佛、史丹福等高深教育和歐美政治法律薰陶的經理人不敢碰中國國有企業。第一擔心員工包袱，他們到企業一看，退休員工上萬人，下崗員工上萬人，就嚇得不敢再看了，因為他們按照美國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美國公司要破產，裁退一個員工要幾十萬美元，但中國不需要。中國當時的行情是2000美元。第二，他們一看中國企業的產品質量，生產流程等等，也嚇得不得了，萬一產品有質量問題要召回或巨額賠償等等怎麼辦？他們不知道，在當時，中國也不需要……」

黃鴻年在收購中的做法也讓地方政府十分高興。他肯背債務，也肯背員工包袱。被收購企業的工人，大都和黃鴻年同齡，他深深地知道他們這一代人的艱難命運，因此無論在哪裡，都絕不和政府在工人這個問題上爭論，無論多少都很樂意地接受。「哇，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政府想甩出來的，我這樣做，讓他們感動得不得了，別人最怕的我不怕。」黃鴻年說。

黃鴻年對於債務和資產問題的處理，是典型的不精明，但高明於無形之中。

執行收購時，黃鴻年都是讓各地方政府自己去評估出售企業的資產和債務，評估完了，他會問，這個評估報告是你們自己做的，可靠嗎？對方說可靠。他也不查，讓對方首長簽個字或蓋個章，證明報告準確無誤就轉頭執行去了。「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這麼做。你想想看，即使找最好的會計師去審查，翻箱倒櫃折騰半天，給你一個表，什麼有幾個機器，幾個桌子，多少欠款，多少應收帳款等等，你能保證這些能兌現嗎？你能保證你查過的都是真實有效的嗎？」最關鍵的是，黃鴻年知道：「如果你查了，那以後就是你的問題了，因為你查過了。所以我不查。但你要給我保證這個沒有問題。」

出現問題怎麼辦？好辦！「我這麼相信他們，他們也很感動，不會虧待我。」黃鴻年說，「有些地方確實會有問題，也就是他們給了假信息。按美國人方式，就是去告他，他們不是有擔保和蓋章嗎？用法律解決。我不那樣，我請他們出來喝酒聊天，說，您看，這個問題該怎麼辦？我還沒說完，他先說了，哦，我知道，廠里已經彙報過了。然後，他們說中央緊縮地方的財政等等訴一大堆苦，並且問我，讓我說怎麼辦？我說，那您說怎麼辦啊？你們中方是以這個來入股，我們也沒想到會這樣。他說，這個我知道，不能讓你吃虧嘛，可現在我們財政上真的沒有可以拿出來啊！那這樣吧，我們給你些政策。」

「其實，我找他，要的就是這個。但我不說，讓他說。」黃鴻年說，「您知道我怎麼學會的嗎？因為他們經常到北京去跑中央，跑計委。他們經常和我說，他們不向中央要錢，要政策。這讓我深深體會到，在中國辦企業，政策比金錢有效。同一行業的企業，有了政策優惠，你和別人便不在同一起跑線了。」

黃鴻年之所以能在其間遊刃有餘，並不是因為他和這些官員有特殊關係，是因為他對這些官員的心態了解得透徹：一方面領導們想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積極引進外資，作出政績；另一方面，許多國營企業經營管理確實存在問題，是個大包袱。現在有人出資收購，出資的人又可以信任，不妨嘗試一下。

這樣的作風讓黃鴻年與各地的合作，既不是「先君子後小人」，也不是「先小人後君子」，而是「只君子不小人」，讓雙方都在體體面面中保持著友好。做了生意，也交了朋友。「我一生都堅持一個原則，從不刻薄別人，讓一讓，得到更多。所以我想得開，看大趨勢，不斤斤計較，一夜之間就可以簽幾十個企業。」黃鴻年說。另外他也強調，在中國做生意不能像西方人那麼呆板，既要守法又要靈活，既要聰明又要糊塗。大方向上一定要聰明，小問題上吃虧是福,難得糊塗。

在中國管理企業所涉及到的領域之多，遠非海外的企業家所能想像。黃鴻年的合資計劃需要與方方面面的人士打交道，政府領導，工會、企業管理層。這也是他的強項。每到這樣的關鍵時候，他在中國的插隊經歷，好客之風就會發揮重大作用。交朋友有三項基礎：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認知。他每到一處，開始時並不認識省、市領導，但因為很多和他都是同屬一代人，有上山下鄉的共同經歷，所以一旦接觸，很快就產生共鳴。去卡拉OK，國內的有些領導們為了照顧他，點鄧麗君的歌，而他高聲吟唱的卻是革命歌曲。往往是一曲唱罷，震驚四座，聽者與唱者瞬間從陌生變得熟悉，對青年時代的共同回憶立刻加深了彼此的友誼。能夠得到這些政府領導的信任，也是黃鴻年企業版圖迅速擴展的重要原因。

1970年離開中國時，黃鴻年曾深深為自己在那10年間的「荒度時日，浪費青春」而遺憾。在中國展開投資後，他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現在回想起那整整10年，我覺得不但沒有浪費，反而是一個無形的寶貴資產。」

黃鴻年經常形容中國是一部無字天書，必須細心地接觸，才能有些體會和了解。他說：「我們經常談國情，但國情是抽象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我那10年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認識，是『融化在血液中』。這10年里，我基本上是在『社會大學』上課和磨練，這使我日後對各項問題的看法和處理，都會比一般人來得敏銳和全面；我雖然沒上過大學，卻經常受邀到大學講課，原因是經過中國的10年磨練和反覆思考，我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看法和分析。大家經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那個時代的大串連就好像是『讀萬卷書』，這大大擴大了我的人生的接觸面。經過這麼一個大時代、大動盪的人，他們所吸收到的知識，是學校課本所無法學習到的。」

對於外商在中國成敗的關鍵，黃鴻年還補充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在中國做生意也是這樣，絕對要看清大方向，摸清國家的產業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他也特彆強調：「在中國投資經商一定要學會吃虧。在中國，吃虧和吃飯一樣

共歲月值條評分，